高校开展有组织基础研究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

[摘  要]高校开展有组织基础研究目前面临问题凝练机制尚未形成、团队建设和评价体系有待完善、经费保障制度不健全等现实困境，需要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建设体系化、高水平支撑平台，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推动基础研究国际化。

[关键词]高校；有组织基础研究；现实困境；发展路径

有组织基础研究：时代使命与历史机遇

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石，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与此同时，在贸易保护主义等影响下，科学合作与交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源头技术与首发权、话语权之争日趋激烈，迫切需要通过有组织基础研究，全面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这既是时代挑战，又是历史机遇。

1.基础研究是高校支撑国家科技竞争的重要途径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提高科技自立自强水平，更需要提升基础研究体系在科学创新与产业变革中的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突出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一方面要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另一方面要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在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主阵地，通过发挥人才济济和学科交叉优势，高校在提升国家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为了适应新发展格局下基础研究组织模式、科学研究范式和技术创新需求的变革规律，高校还需要在现有科研管理体制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有组织基础研究。

2.有组织基础研究的基本特征

如果将科研比作从研究到生产的单向链条，基础研究则处于链条的起始端。随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基础研究的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其导向内容和组织模式也出现了分化，例如国家战略导向、前沿探索导向、市场需求导向等不同类型。中国工程院院士钱锋认为，“高校的基础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由探索和纯兴趣导向类，即科研人员完全根据自身兴趣、在好奇心驱使下进行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现象、规律和事物的本质；第二类则是以热点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导向的科研，是在解决国家社会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重大需求时必需的基础研究”。为了应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有组织基础研究要求高校通过有组织体系化布局提升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为国家战略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由于面临的科学问题更加隐晦高深，距离实践应用的转化路径比应用研究更加漫长，因此有组织基础研究与其他领域的有组织科研相比，具有研究周期更长、成果产出的不确定性更大、团队成员的实际贡献难以通过常规量化方式评价等特征，这就对有组织基础研究的组织模式、成果鉴定和人员评价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有组织基础研究与自由探索，两种类型的基础研究并非简单的阶段性过渡或替代关系。大科学时代的基础研究由于科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普遍强调科研组织模式的建制化和体系化，但这种情况下，自由探索和兴趣导向仍然必不可少，主要体现在科学精神和开拓性思维层面：缺乏自由探索的科学精神，容易形成重复科研，产出“模仿式”成果，无法从本质上提升社会原始创新能力；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领域，由于实践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显性问题与其背后隐藏的科学规律之间普遍存在或大或小的沟壑，或是“一果多因”的复杂关系，例如芯片等“卡脖子”技术问题的解决可能与多个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相关，彼此之间环环相扣，只有实现理论和原理层面的深度突破，才能打破这些壁垒。这需要通过科研组织模式重构，集中优势团队资源合力攻关，高效地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深度合作，实现基础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

高校开展有组织基础研究的现实基础与困境

经过多年规划布局，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备的基础研究政策支持体系，基础研究领域产生了一批重大成果，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较为科学化、体系化的组织运行机制。

一方面，基础研究的规划布局与政策体系不断完善。1997年6月，原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决定组织制定《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提出“基础研究的部署，按照‘大集中、小自由’的原则，对于自由探索的研究工作主要依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面向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科学研究主要通过规划、计划的实施去推动”；此后，我国陆续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十三五”国家基础研究专项规划》《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2030）》等系列科技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为进一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升创新主体效能提供了发展依据，并为持续推进有组织基础研究、不断优化基础研究的管理机制和组织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高校在基础研究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趋向完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正在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并与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及科技领军企业等创新主体统筹进行有组织基础研究，在国家战略布局和市场需求相关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方面，近年来，以“强基计划”为代表的、致力于选拔具有基础学科潜力和创新能力的优秀学生的招生改革计划深入实施，推动了基础学科教育体系的优化，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为基础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方面，高校在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的同时，还与新型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开展联合攻关，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升级的技术需求，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积极开展有组织的、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在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还存在以下困境。

1.面向体系化基础研究的问题凝练机制尚未形成

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需要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分解、细化、重组各环节的基础研究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从产业需求、公共服务、生命健康、国际竞争和国家安全等领域中凝练关键科学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目前，我国高校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也缺乏相应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将国家战略需求、产业应用需求、企业技术升级需求所对应的科学问题进一步拆解分析，与高校相应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环节有机融合。这导致高校开展的有组织基础研究难以与能够实现重大科学突破的问题领域对接，同时影响研究成果的推广、转化。

2.有组织基础研究的团队建设和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有组织基础研究通常面向国家急需重大科技任务，更加需要有利于团队协同攻关的系统性评价，既要注重对科研成果的有效性、创新性和实际价值进行整体性考核，同时还要充分体现个人参与者的实际贡献。目前我国高校以学科为导向、面向个体的科研评价方式，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有组织基础研究以团队协作和跨学科合作为主的科研活动特征。

现有科研评价体系，缺乏针对研究成果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技术升级贡献度的机制设计，难以客观衡量团队成员的实际贡献。特别是在教师职业晋升、职称评定、日常绩效考核和奖励评审等环节，以是否为项目或成果的第一完成人为主要评价指标，削弱了教师科研积极性，导致其热衷于牵头完成小项目，而不愿意参与承担重大任务。有组织基础研究的评价体系应该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特殊性，为长期潜心从事国家战略性基础研究项目的团队成员提供发展保障。然而，目前学科导向的评价体系侧重于对个体的评价，这样对需要大团队作战的有组织基础研究带来了阻碍。

此外，以数量指标为主导的校院两级管理模式也导致院系间合作困难，不利于学科交叉融合，难以应对需要跨越学科界限攻克的复杂、前沿、重大研究问题，阻碍了有组织基础研究的持续推进。例如，有科研人员指出，“校院系垂直学术架构模式下，以及考核资源性、指标化模式的存在，导致压力的纵向传导，弱化了横向多学科交叉合作的组织结合力。”

3.有组织基础研究的经费保障制度尚不健全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进一步深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目前，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力度、强度和方式等方面，我国各级投入主体和高校还缺乏具体实施细则，尤其是有组织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保障制度还不健全。

一是尚未形成统一协调的各部门基础研究预算机制，中央财政基础研究经费分部门投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以及相关的其他计划，如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等，缺乏整体预算协调机制。受科研项目经费支持机制分散化的影响，高校自身难以从战略角度对科研工作进行长远系统规划，科研活动缺乏战略目标与使命方向引领、任务组织和实施缺乏相应配套机制，从基础条件上无法满足对国家战略需求的支撑。

二是高校基础研究的科研资助以竞争性经费为主，与有组织基础研究长期性、系统性科研活动的要求不匹配，导致部分高校承担的科研资助任务“小散虚”。由于缺乏稳定经费支持，高校科技工作者需要通过多方渠道申请科研项目，难以长期专注于自身研究领域，不利于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产生。此外，部分高校专项经费分配与自身发展规划契合度不高，未能针对重点支持对象设置相互关联、有机结合的系列资助项目，支持内容不聚焦，缺乏有组织的资助体系建设。

高校有组织基础研究的推进路径

要促进高校基础科研活动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支持由科技部、工信部牵头，完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重大科学问题征集、筛选、凝练、分解机制，充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全球性战略需求、区域发展战略需求、行业需求。

1.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

第一，高校应积极融入新型举国体制。通过发挥科技智库等专业机构作用，系统梳理产业链图谱，帮助识别行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短板、弱项，把企业需求导入到高校科研工作中，确保找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在基础科研项目的选题、项目验收等环节，发挥行业企业重要作用，针对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应充分吸纳活跃在生产一线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的决策建议。

第二，正确认识“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的“有组织科研”。基础研究的“自由式探索”和“有组织科研”不是并列关系，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协同关系。宏观层面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从更高的站位谋划全局，以体系工程的思想进行有组织基础研究的战略规划，整合优势资源，形成高效的组织体系架构，通过新型举国体制促进多主体协同、多学科交叉，构建大平台满足现代基础研究对科学装置、资源调度的客观需求；在个体层面，则主要通过自由探索在数学、物理等前沿理论领域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创新，并根据基础研究的成果产出规律，最大限度地将科研资源支配权和技术路线选择权赋予研究者。

2.深化高校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

第一，构建适应有组织基础研究的组织架构。优化高校治理结构，支撑有组织基础研究。一是设立涵盖顶尖科学家、杰出企业家和战略投资家的高校基础研究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充分发挥其在提出重大科技需求和凝练重要科学问题时的指导作用，通过外部多元关键主体的协同参与，为高校有组织基础研究提供有效指引。二是建立校级层面的有组织基础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各学院院长、重要科研机构以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统筹规划学校有组织基础研究的发展战略、机构建设和资源配置。作为学校有组织基础研究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设立重大项目管理办公室，推动有组织基础研究的资源有效配置和协同组织。

第二，探索科研管理的组织重构与职能优化。加强科研管理团队建设，提升科研管理人员专业化水平，打通科研管理部门协同壁垒，提高有组织科研项目管理效能。一是注重科研管理团队的建设，打造具有战略眼光、专业化水平高、服务能力强的优质管理团队。高校需要针对科研管理人员开展专业化、系统化培训，加强专职科研管理与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设，结合自身学科专业结构和发展战略需求，聘用兼具技术与管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统筹科研项目管理工作。二是加强科研管理各部门的协同合作。高校科研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涉及包括科研、财务、人事、资产在内的多个部门与环节，需要各部门分工配合、密切协作，建立一体化运行的、高效率的科研管理体系。例如，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对相关管理部门的管理系统进行整合，构建一站式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互通，推动科研管理部门间的高效协同。

第三，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完善适应有组织基础研究的评价体系，应关注交叉合作成果的实际贡献，并以此作为评估标准，改革并建立研究序列的分类评价模式，引导科研活动解决实际需求。一是健全适应有组织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完善长周期评价机制和分类评价机制，引导广大教师更加关注国家战略需求，通过长期积累，形成高水平、标志性、有影响力的成果；二是科学评估交叉合作成果，对团队所有参与者、合作者的实际贡献进行客观评价和尊重。不简单以科研成果完成人排序作为衡量标准，例如可在结项时标明团队成员的实际投入和贡献，引导科研人员积极参与重大攻关项目或工程，强化协同创新。

3.建设基础研究体系化、高水平支撑平台

高校要进一步加强有组织基础研究的平台建设，主动与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谋划高水平的国家实验室建设，利用国家实验室的显著优势开展有组织基础研究。要进一步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在有组织基础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以清华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为例，一是全面推进实体化建设。实验室为学校实体研究机构，根据学校的规划、规定和授权，按照事权相宜和权责一致的原则，赋予实验室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权限。二是实行主任负责制。学校聘请本领域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和较强组织管理能力的高水平学术带头人担任实验室主任。实验室主任专职、全时、全面负责实验室工作。三是优化整合科研力量。实验室从院系双聘教师中选拔并聘用专职研究人员，以一流科技领军人才为核心，组建含科学研究系列（首席科学家制）、工程实验系列、行政管理系列和博士后的创新团队。

4.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加强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源源不断地造就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高校具有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应在此基础上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一是努力打造体系化、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让更多基础研究人才竞相涌现。二是遵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探索本科生参与有组织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三是确保有组织基础研究团队科技人员的研究热情和精力投入。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确保其精力的投入，涉及诸多方面，不仅仅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少数关键，而是整个团队的系统性工程，一方面需要有相应的前期研究基础和协同攻关潜力，更重要的是，在有针对性凝练科学问题和选择科研队伍时做好顶层设计，充分考量研究人员的学科互补性、协同团结性、研究实力与潜力等，从客观角度出发，降低各种功利和人情方面的顾虑。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研究人员的奉献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另外，需要有战略性的科学家领头并前瞻性和预测性地通盘考虑面临的科学困难、人财物调度困难和研究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于整个团队集体协同的负面因素，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5.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网络

发挥高校在集聚国际高层次人才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建立稳定深入的基于大科学计划的国际科技合作和人才交流机制。提升高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实施水平，支持高校围绕前沿交叉科学、新兴技术发展、全球公共问题提出吸引全球科学家参与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支持高校新增建设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23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需求导向下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现实困境、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DIA2304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李秀坤，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薛新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原载2023年第22期《中国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