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经典？怎样读经典？

近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通知，发布《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实施“典耀中华”主题读书行动，以引导学生“加强中华传统经典、红色经典和当代经典阅读”。几年前，北京市教工委举办“名家领读经典”活动，很受广大师生的欢迎。我们也有很深的感触与收获，有如下几点阅读经典的体会，与大家分享。

让自己与人类的经典比肩而立

读经典，是与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对话的过程，也是一个真正的、切实地与“名师大家”交流的过程。读经典就像站在巨人肩膀上。一个人的气象有多大，抱负有多宏伟，总是与他贯古今、通中外的天下情怀有着密切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的时候在陕北插队，劳动之余，读了很多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对于丰富心灵、锤炼人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013年五四青年节，参加主题团日活动时，他谈起当年情景：“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拴到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7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他熟读经典、手不释卷。有一次，习近平总书记与友人议论起《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问题。谈到从俄、日、德、英、法不同语言翻译过来的中文本各有侧重，对文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时，他感慨道：“这么一个小薄本经典，就有这么多名堂，可见认识真理很不容易。”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还举了个例子，讲述了自己当年读歌德的《浮士德》的经历。那时，他走了30里路去借这本书，看完之后，再走30里地送回去。多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去德国访问，亲临其境，就把《浮士德》的段落背诵讲解给大家听。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需要经典阅读作“底子”。有经典为伴，心胸会豁然开朗，而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能够使我们顶得住风浪、经得起挫折、沉下心来、立大志、经大事的，往往都来源于经典的陶冶与锤炼。事实上，一个人即使没有上世界一流的大学，甚至是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如果能够读书，善于读书，能够读好书，特别是读经典，让自己与人类的经典比肩而立，那么，他也可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

历史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与经典阅读紧密结合在一起

何为“经”或者“经典”？在中华传统文明的语境中，“经，织也”。“经”是直线，上下贯穿，这个字不知不觉就有了“历史长河”的意味。再加纬线，就可以“织线成面”。所以，中文的“经”既意味着时间的可长可久，也意味着空间的可宽可宏。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典的内容与研究重心不断变化。“六经”的说法，最初来自《庄子》：孔子治诗、书、礼、易、乐、春秋，“自以为久矣”。南朝陈后主时代，则把《老子》《庄子》《论语》《孝经》《尔雅》并列，称为“五经”。宋以来，以朱熹为代表的经典研究者与解读者，则以《大学》《中庸》《孟子》配讲《论语》，形成了以“四书”为核心的理学经典谱系。到了清代，从“四书”的研究走向了更为广泛的中华文明经典研究，特别是对地理学、数学、天文学、语言学与文字学等的研究，使中华经典研究与阅读不断走向现代化。

到了现在，中华传统经典已形成一个丰富的宝库。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与经典研究和阅读的系统性、连续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连续性，体现为经典阅读、研究的持续性，同时，持续的经典阅读、解读与研究，也是构成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抓手。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各类中华传统经典都可以涉猎，但需要特别关注科学与治国理政方面的经典著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严复翻译《天演论》，就是以“易”理来阐释科学，把中国的经典与西方的经典结合起来。在严复看来，中、西世界观中，都有科学的基础，不同在于，中国的科学世界观偏于理论与精神层面的玄想，而西方的科学世界观则偏重于物质和技术层面的积累，需要把两者的长处相结合。他说：“中土文明，理重于数，而西国则数胜于理。重理，或流于空谈而鲜实际；泥数，或偏于物质而遗精神。”以《周易》阐释科学世界观，严复的影响极其巨大。一个鲜明的例证，就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充满科学精神的话，就来自《周易》这部经典。

我们强调经典的阅读，也包括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其他经典，如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典。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怎么形成的？其主要核心观点是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深入阅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作品。当然，我们在阅读西方经典时要注意，西方的学说是建立在西方的语言与历史之上，他们面对问题、表述问题的方式，是由他们的历史与文化所决定的，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在读这类经典时，一定要立足中华文明的特点，一定要注意不同的文明在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表述问题方面的差异。

谈谈读经典的方法

今天，知识日益碎片化。简单的读书和猎奇，已经不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重读经典，不是简单的读书和增长知识，而是因为经典著作中包含着人类面对和处理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根本问题时的思考。但是经典与阅读者之间，往往存在不小的时间距离。孔夫子是中华经典的整理者、阅读者，他曾经感慨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就是感慨自己离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很远了，而今天的青少年学生离经典的时代恐怕就更加远。于是，我们阅读经典，就要掌握一定的方式方法。

首先，联系实际阅读经典。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一定要与行路、实践联系在一起。乾隆时代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经典，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最喜读此书。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同志在长征路上，在走遍祖国大地的过程中，总是对照此书，更加深入地理解与认识祖国的江山，直到晚年，毛泽东同志还与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谈道：《读史方舆纪要》这本书你看过吗？北京为什么叫燕京？最初的燕京在哪里？华北与山西的形势是什么样的？

也许，大家都知道魏源的《海国图志》，因为它起到了开眼看世界的作用，但魏源还有一部著作叫《圣武记》，这部著作对于我们认识祖国的边疆，非常有意义。例如，在历史上，特别是元代之后，蒙古分哪几个部分？喀尔喀蒙古、瓦剌蒙古、青海蒙古、科尔沁蒙古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它们是今天的哪些地方？这本书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如果我们能对照着这样的经典著作行走在祖国的大地上，就能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理解，从而激发起爱国主义情怀，切实增加文化自信。

其次，阅读经典，一定要带着问题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自己读过的一些经典著作时说：“一个重要感受就是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大家知道，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以手稿的形式形成的，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等，为什么是手稿呢？因为马克思说过，他写作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自己所面对的问题，而不是为了发表。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写下《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篇作文，其中提出了青年人选择职业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是今天的青年人也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和马克思一起思考，从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出发，才能真正地去读懂马克思、理解马克思。

什么是对待经典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简单地说，就是从经典所要面对、思考和处理解决的具体时代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记诵、照搬经典的词句、结论出发。我们学习研究经典，关键是掌握经典中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把经典作为唯一的准则、唯一的结论来对待。

最后，要把自主阅读与阅读分享结合起来。把读书与自由讨论、辩论结合起来，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也是我们前人阅读经典的重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它极为鲜明地表现在书院讲读这种形式之中。书院主要采用读书讨论的形式，书院产生于唐，极盛于宋明，公元976年创办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1167年，朱熹曾经在此与书院主持人张栻展开讨论与辩论，史称“朱张会讲”；1176年，朱熹与陆九渊在信州的鹅湖寺围绕着“心”与“理”，展开了对儒家经典的阐述，他们的讨论吸引了许多学者，旁听和参与讨论者都极为投入，有的人甚至“动容下泪”。1507年，王阳明也在岳麓书院讲学。后来，他与大家的讨论内容，结集为《传习录》。《传习录》就是王阳明读书以及与门人讨论的成果，这一读书讨论的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可见，思想的火花总是在碰撞中产生的。这种把自己读书与大家讨论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是我们前人读经典的好传统，也值得我们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文章作者：陈斓 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韩毓海 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人民教育》2023年第8期，原题为《阅读经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