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教育部等三部委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反映了学科建设的新趋势、新要求。学科发展是衡量大学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当前，学科发展遇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学术建制。

一、学术建制的含义和发展历程

什么是建制？通常是指机构或者团体内的编制和系统。每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建制，比如军队，建制以军种、兵种为基础，由班、排、连等构成。政府机关以综合功能部门（如规划、财政、人事）和具体功能部门（如经济、民生、文化、教育等部门）为基础，由科、处、局等构成。学术建制的基础是学科，组织机构是系、院。这种建制比较稳定，为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提供了保障。

学术建制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世界大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的欧洲大学，从意大利到法国、英国的大学，其主要功能是人才培养；第二阶段起于德国柏林大学的建立，大学不仅传授知识、培养人才，而且开展科研、创新知识。这个时期，学术建制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人才培养建制基础上，增加了科学研究系统，包括科学共同体、学术规范、实验室和学术刊物等的建设。第三阶段，起于美国《增地法案》之后新建的大学，如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这些学校强调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的第三种功能。大学因为需要为当地的经济社会服务，培养综合性、应用性人才，其学术建制与欧洲传统等学术建制就有所区别。总体来看，三个阶段的大学学术建制与大学功能相对匹配。

二、学科发展对现有学术建制的挑战

近5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学科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新趋势：一是学科从不断分化走向综合。科学的发展以学科分化为重要表征，学科分化促进了科学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从最初的哲学到后来分化成科学和哲学，再分化出医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学科，每一个学科又分化出更多分支。到18世纪末，学科分化达到顶峰，人类进入科学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学科发展呈现出综合化趋势，在分化基础上进行学科的交叉、融合。今天，学科综合已经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科学发展不再以物理和生物等单一学科的发展为龙头，而是以学科的综合性发展为龙头，如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航天航空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这些学科带动了所有分支学科的整体发展，形成一种新格局。二是理论和应用学科从分离走向融合。传统大学只注重基础研究，不重视应用研究。现在，科学发展使得从理论转化为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时间越来越短，社会期望大学不仅是科学的动力站，而且是技术转化的动力站。为满足社会需求，大学开始注重将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相融合。三是学科从重传承转为重创新。创新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科学进步最重要的动力。大学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源，越来越注重创新。创新是大学的重要使命，是体现大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学科发展的这些变化，对现有学术建制提出了极大挑战，或者说，传统的学科建制已经不能容纳学科发展的新态势新要求。

三、创新学术建制的战略选择

过去40年，中国大学在组织建制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学学术建制是以学科为基础，组织机构一度是以“系”为主体。我国大学先是主要学习德国和苏联，以一级学科甚至以二级学科为基础建设“系”。“系”的专业性很强，强调术业有专攻，系与系之间的交流很少，后来逐渐转建“学院”。改革开放后，“系”这种高度分化的组织机构不再能满足交叉性、综合性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我国大学转而借鉴美国的“学院”。美国“学院”是在一级学科甚至学科群的基础上建设而成的，一个“学院”下面有很多系，增加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流。近几年组建“学部”又成为一种潮流。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学院已经不能为其提供良好的组织保障，“学部”应运而生。

2021年，我国新设置了“交叉学科”门类，学科门类从原来的13大类增加到14大类，意在强调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但是，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把学科交叉变成交叉学科，用传统的学科建设思维来实现学科的交叉统合。学科交叉是一种思想，是一种学术发展新趋势，需要由新的组织形态来依托。现在的学科发展有两个最基本的核心概念，一个是综合化，一个是一体化。所谓综合化，就是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所谓一体化，就是强调基础理论、基础创新和产品应用的一体化。

怎么适应这种变化，怎么创新大学的学术建制，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建立矩阵式组织结构。所谓矩阵结构就是以传统学科框架为矩、以学科交叉为阵构建矩阵式组织构架。当前大学的学部、学院、学系和学科是一致的，有一个学科就有一个学系，有一个学科就有一个学院。编制、绩效、晋升、待遇等都归属于本单位，这种建制不利于知识的交叉融合和人员协作，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组织结构，让不同的学科与研究机构相融合。世界很多大学学院是学院，研究中心（或其他名称）是研究中心，学院数量不太多，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大学至今只有七八个学院，而我国大学可能有30或40多个学院。同时，西方大学学院比较稳定，主要包括几个大类，如文科、工科、理科、商科和医科等。但它有很多研究所、研究中心（或其他名称），这些机构的兴衰变化非常快，如果比较一下10年前、20年前、30年前、40年前的学院和研究机构就会发现，学院上百年来没有什么变化，但这些研究中心、研究所、研究实验室却变化非常大，每10年会有一个大变化，由此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又能适应快速变化的组织结构，即院系、学科多重交叉的矩阵结构。因此，我国大学的研究所、研究中心恐怕也需要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灵活地变化，不能一劳永逸。

第二，下放权力。研究中心的管理和学院的管理有所不同，学院的管理相对稳定，研究中心的管理相对灵活。为了激发研究中心的活力，学校要对其下放人权、财权、物权、评价权、绩效考核权和职称评定权。学校对研究中心进行总体包干，研究中心根据其需要进行取舍、升降。但是，现在很多研究中心、研究所、研究实验室是按照系、院、学部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的，变成一个二级的系、学院、学部，其特点没有得到体现。所以，学校一定要对研究中心等机构实行总体包干，赋予其足够的自主权，加强监管，让其在市场、在学科建设、在科学研究中进行竞争，优胜劣汰。

第三，改革评价制度。目前大学评价主要还是强调论文、项目、奖项、专著、课时量等指标，在传统的建制中，这种评价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对于灵活的、流动的研究组织而言，这种评价方式是一种障碍。那么，研究组织应该如何进行评价呢？要考核他们的贡献情况、创新力和不可替代性，这样才能发挥其优势，才能实现研究组织和学院的互通有无。

第四，建立市场机制。一个人的贡献、一个人的能力要在工作中得到相应的认可和回报。现在，无论是学系、学院还是学部，主要通过量化指标来衡量教师的工作绩效，表现为看“数字”。如某位教师在工作中到底行不行，离开他到底要紧不要紧，其实大家心里非常清楚，但没有办法对其进行相应的奖惩。能力再强，本领再大，贡献再多，也不一定有太高的绩效和太多的报酬。反之，庸庸碌碌也可能不会有太低的绩效和太少的报酬。鉴于此，研究机构应引进市场机制，真正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另外，研究机构没有固定编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根据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从不同学科、不同院系、不同学校甚至不同国家聘请合适的研究人员。经过严格选拔，让那些有能力、素质高的人成为研究机构新成员。优秀的人才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理应获得较高的经济报酬，但限于相关规定，一个人不可以领取两份工资，研究机构由此陷入一个死循环，原本根据社会和学生发展需要建立起来的新型机构，很快变成一种平庸的研究机构。由于个人工作绩效由原来的单位考核，个人升迁和报酬与研究机构关系不大，即便在研究机构贡献再多，可能也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导致在研究机构中体会不到主体性和归属感。如果在原来单位的综合表现不够好，绩效考核可能会不合格。因此，在以创新为导向的研究机构里，如要让研究人员树立主人翁责任感，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需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学术建制的改革，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无法回避的需要。现在很多大学都在探索，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学者、管理者关注、思考这个问题，把各个学校的经验经过总结形成指导思想时，一流学科建设必将更加灵活、更加顺利、更具创新性。

【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终身教授袁振国6月26日在2021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学者论坛上的报告】